我總記得南陽老家院角那棵老槐樹，秋風吹落的葉子，像極了小時候我攥在手里、怕被人搶走的半塊饃。

我是家里老三，卻被喊了半輩子“老二女”——因為老二、**、老五，都在我記事之前，被爸媽裹在舊襁褓里，送給了不知名字的人家。

1989年我出生時，計劃生育的標語還刷在村口的土墻上，紅漆刺得人眼疼。

爸媽己經(jīng)有了大姐，可心里揣著個“要兒子”的執(zhí)念，見我又是個丫頭，月子里就沒給過好臉色。

大姐比我大五歲，早早學會了抱我、喂我喝稀粥，夜里我哭，她就把我摟在懷里，用沒換牙的聲音哄：“妹，別鬧，不然爸媽又要把你送走了。”

這話不是嚇唬人。

我三歲那年，媽又懷了孕，看著我的眼神越來越冷，跟爸商量著把我送給鄰縣一個沒孩子的遠房親戚。

那天早上，親戚騎著自行車來接我，媽把我的小衣服塞進布包，塞到我手里的只有一顆硬糖。

我死死拽著大姐的衣角，哭得上氣不接下氣，大姐也哭，卻不敢跟爸媽犟嘴。

自行車都騎出村口了，半道上卻遇上了來村里查計劃生育的人，親戚慌了神，怕惹上麻煩，把我往路邊一放，騎著車就跑了。

我坐在田埂上哭，首到夕陽把影子拉得老長，才看見爸黑著臉走過來，拽著我的胳膊往家拖。

那一路，他沒說一句話，我卻知道，這次沒被送走，不是因為疼我，是因為“運氣不好”。

后來，媽生下了弟弟，是家里第六個孩子，也是第一個帶“把”的。

那天，爸放了一掛鞭炮，把藏在親戚家八年的行李都搬回了南陽，再也不用東躲**跑計劃生育。

院子里的老槐樹下，媽抱著弟弟笑，爸給鄰里分喜糖，我和大姐站在墻角，像兩個外人。

從那以后，“不待見”就成了我生活的常態(tài)。

弟弟的碗里總有雞蛋，我的碗里只有稀得能照見人影的粥；弟弟的衣服是新做的燈芯絨，我穿的是大姐改了又改的舊衣服，袖口磨破了，媽也只是縫幾針將就。

有次我感冒發(fā)燒，燒得渾身發(fā)抖，媽卻忙著給弟弟做虎頭鞋，說“丫頭片子抗造，不用管”，還是大姐偷偷跑去找村醫(yī)，又用自己攢的零花錢抓了藥，熬在灶上，守著我喝下去。

我十歲那年，媽又動了送我的念頭。

這次是因為家里糧食不夠吃，弟弟要上學，媽覺得多我一個人就是多一張嘴。

她跟一個來村里收廢品的女人談好，說讓我去城里幫著帶孩子，管吃管住。

那天我收拾好東西，站在門口，看著弟弟在院子里玩彈珠，看著爸坐在門檻上抽煙，突然就不想走了。

我跑回屋里，把自己鎖在柴房里，****待了兩天，大姐每天都偷偷給我塞饅頭，跟我說“妹，別硬扛，爸媽要是真要你走，我跟你一起”。

最后，媽還是沒狠下心。

不是因為心疼我，是因為村里有人說閑話，說“都生了兒子了，還把丫頭往外送，不怕遭報應”。

我就這么又留在了家里，像院角的老槐樹，沒人特意澆水施肥，卻也硬生生扎了根。